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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期刊2017年12月35期 -

  永遠無法撕除的標籤? 讀《界而治之:原住民作為政治身份》  文/賴奕諭

賴奕諭

中研院民族所助理

臺大人類所碩士,現為中研院民族所助理、自由撰稿人。關注菲律賓左派政治、社會文化、原住民族與世界南島語族等相關議題,並致力於國際交流事務、文化推廣與人類學科普。

 

 

 

永遠無法撕除的標籤?

讀《界而治之:原住民作為政治身份》

 

 


《界而治之:原住民作為政治身份》

 

本書是當代非洲重要思想家馬哈茂德.馬姆達尼對於現代非洲(殖民)政體的理論性總結。

全書分三章,第一章討論間接統治模式的發軔階段。

這種統治模式之出現,既是帝國最具原創性思想家之一梅因爵士對帝國在19世紀中期所面臨危機的知識性反思的結果,同時也是旨在在英國印度、馬來半島殖民地以及荷屬東印度緩和這種危機的系列殖民統治改革的結果。

第二章思考非洲各殖民地國家的「間接統治」;最後一章轉向這一過程的反面:脫殖民化運動,包括它的精神的以及政治的維度。

馬姆達尼在本書中通過對歷史脈絡的認真梳理和后殖民統治現實的冷靜分析,深刻而尖銳地揭示出在后殖民時代,歷史和政治思想及法律如何匯集於殖民想象之中而創造出了「界而治之」這樣一套制軛東南亞、印度和非洲大部分地區的統治技術。

他展示出過去的殖民歷史如何在當下仍然活着,而如何打破殖民史的過程中所遺留下來的政治構造,如何拆解殖民史觀,如何打破間接統治的格局,重建政治、法律機構乃是非洲大陸漫長的努力方向。

 

作者:(烏干達)馬哈茂德.馬姆達尼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12.01

 

編註:《界而治之:原住民作為政治身份》所指的「原住民(native)」一詞,與台灣自1980年代後開始正式使用的「原住民(indigenous)」一詞有所不同,前者強調的是非洲後殖民國家中的「原居」者、本地人,後者則除了強調「原居」之外,更凸顯南島語族的文化特性、以及一種與生俱來、固有和內在的權利內涵;不過,兩者皆經歷的殖民/後殖民過程,仍有許多經驗得以相互借鏡。

 

「一個移住民何時才會變成一個原住民?」1998年,《界而治之》的作者馬哈茂德・馬姆達尼(Mahmood Mamdani)於南非開普敦大學的就職演說中,提出這個問題。他也隨即表達了自己的立場,他說:「一個移住民永遠都不會變成一個原住民。對於移住民和原住民唯一可能的解放在於,兩者都停止作為政治身份的存在。」

為什麼馬姆達尼認為移住民與原住民的政治身份是必須得根除的問題呢?從該政治身份的緣起來看,在《界而治之》一書中,他主張這些政治身份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大英帝國在面對殖民地一連串危機的情況下,透過新政治計畫「間接統治」的施行而促成的產物。有別於過去直接統治策略,間接統治的使命由文明化改成保存傳統,從同化政策轉向為明確界定原住民身份。乍看之下,這似乎是在保障原住民土地、傳統治理與爭端解決的機制,實際上卻是透過區辨並形塑差異,發展出更為精細的管控體系。

進一步來說,這套新型態治理技術強調的並非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區別,而是被殖民者內部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差異,這便涉及兩種不同的社會控制模式。首先,殖民者假定原住民皆擁有一個原初、純潔且不變的傳統,殖民者得採取保護的措施才能夠不讓他們受外來力量影響而衰敗。再者,馬姆達尼透過二十世紀非洲的殖民經驗指出,殖民者將逐漸向南擴張的淺膚色閃米特人視為促使非洲進入到複雜社會的表徵,揭露殖民者認為非洲終將因為外來影響而進步的立場。

根據這樣的邏輯,移住民自然不可能成為原住民,被殖民者甚至因為殖民政府的人口調查、習俗法的成文規範等而有明顯的分化傾向。這不僅引起移住民與原住民的對立,也往往造成許多非洲後殖民國家今日衝突的源頭。正是因為如此,馬姆達尼才會在《界而治之》主張要原住民放棄其政治身份,企圖藉由超越移住民與原住民的分類真正擺脫殖民主義的陰影。

有鑑於此,馬姆達尼在書裡舉出兩種實踐的可能途徑:一是透過歷史書寫重構後殖民的非洲編史,二是以政治實踐打造具包容性政治共同體的公民權形式。針對前者,他以奈及利亞歷史學家烏斯曼(Yusuf Bala Usman1945-2005)為例,烏斯曼批判過去的研究往往將北方與南方、基督徒與穆斯林以及個族裔民族之間的競爭與對抗關係視為理所當然的現象。然而這些界線劃定的工程實際上都是人為且政治的結果,其對於傳統的認知更是預設了非洲社會是停滯的,而它的所有改變只能夠是外部影響而來的產物。馬姆達尼強調,我們不應該把多樣性視為是人群文化偏離傳統的證據,文化變遷不僅是雙向且相互適應的過程,許多對立、衝突往往是基於殖民影響而來的概念,而非實際的經驗觀察結果。

政治實踐更是馬姆達尼認為積極克服殖民統治遺產的舉措,他舉出坦尚尼亞國父尼雷爾(Mwalimu Julius Nyerere1922-1999)的例子來支持自己的主張。尼雷爾很早便意識到種族的政治身份會是個問題,他拒絕一切集體權概念,認為群體權利與殖民時期的種族政策相關。於是他在建國並實際掌握政治權力後,首先廢除該國民法中所有基於種族的區別,接著則取消原住民習俗法與其權力機構。即便無法兼顧民主與社會正義,尼雷爾強調這樣的政治計畫是要掙脫殖民國家的枷鎖,真正建立一個有主權的中央集權化民族國家。

以此為延伸,這樣的立論不只侷限於非洲的例子,關於原住民政治身份的討論同時也是人類學界重要的論戰議題之一。雖然沒有馬姆達尼如此具體的政治主張,Adam Kuper2003年發表〈土著的回歸〉一文便對原住民的政治身份有類似的批評。在他看來,近代的原住民族運動彷彿又讓原始社會的神話重新再現,原住民族概念縱使保障集體權及自然資源的優先使用權,卻也同時易於淪為種族標籤的委婉說法。

Kuper的說法引起學界後續激烈的爭論與評價,有些學者也因為原住民族概念受到世界各地許多地方社群的歡迎而感到焦慮。對此,有些人認為原住民認同應該要放在與非原住民相對的關係來看,那將會是一種有利的政治與法律工具(Kenrick and Lewis 2004; Ramos 2003; Saugestad 2004; Tsing 2007)。Michael Dove則在一篇回顧原住民族與環境政治研究的文章指出,不少學者在面對國際原運日益蓬勃的趨勢下,認為重點應該是要放回到選擇接受原住民身份的地方社群,研究關懷逐漸轉向地方社群究竟如何看待其身份認同與意義(2006,194-195)。

然而,將原住民概念放回到地方社群的自我認知與實踐,就真的能夠解決Kuper當初提出的疑慮嗎?Lucas Bessire以「超邊緣性」(hypermarginality)概念與Kuper的擔憂相呼應,認為原住民集體權縱使得以翻轉特定人群團體的歷史邊緣性,這種加速文化差異的機制反而又會再形塑出另一個具排除性的政權(2014, 276-277)。換言之,國家或跨國原住民網絡能以文化復振、原住民族自決之名控管這些人應當要是如何,原住民的慾望、有意義的文化變遷與具負面意義的內在都將被排除在外(2014, 284-285),這對不夠「文化」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結構性暴力。《界而治之》提及的原住民主義(nativism)也正是超邊緣性之所以可能的基礎:當原住民及其習俗文化被視為是前現代、天生且固定不變的存在時,我們一方面希冀原住民保持其「原始狀態」,另一方面卻限制了原住民發展樣貌的各種可能性。

必須留心的是,這種對原住民概念的認知不只限縮其發展的可能性,更將影響其與非原住民,乃至於和國家之間的關係。舉例來說,1990年代非洲獨立的法語區國家掀起一股排擠移住民,並主張「土地之子」(autochthony)才真正擁有權利的熱潮,這與法國殖民非洲時期採以夷制夷策略、僅將政治權力授與於少數族裔的歷史脈絡相關(Ceuppens and Geschiere 2005, 388)。然而,在聯合國於2006年起草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時候,該草案對原住民的定義讓許多自90年代遭排擠的非洲移住民卻反過來被聯合國承認為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對此,納米比亞、波札那與奈及利亞三個國家要求國際社會慎重討論原住民族定義。非洲各國因而提出aide memoire草案,主張權利宣言對原住民族模糊的定義將造成各國內部族群對立加劇、主權國家政權不穩定等問題(African Group 2006)。

經過非洲聯盟的非洲人權委員會(ACHPR)積極奔走之下,各國最終還是妥協,並於2007年簽署了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然而,「土地之子」概念所強調的權利與先來後到次序的關係依舊是爭議不斷的問題(Pelican 2009, 55-56)。顯然當代跨國原住民運動所發展出來的「原住民」概念,放在非洲反而顯得促狹,這便是為什麼馬姆達尼會試圖提出原住民應當放棄其政治身份這樣的解方。

如此看來,《界而治之》這本書除了是馬姆達尼闡述其政治理念的重要著作之外,我們更可以將其定位於Kuper所開展出來的學術論戰系譜之中。原住民作為政治身份是不是一種必要之惡?這樣的標籤不論繼續存在著,或是終將有被撕去的一天,這本書所揭櫫的討論顯然將還是會持續下去的。

 

參考書目

African Group

2006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Draft Aide Memoire” of the African Group.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ipacc. org.za/ images/reports/human-rights/Africa_Group_Aide_Memoire_2006.pdf, accessed September 20, 2017.

Bessire, Lucas

2014 The Rise of Indigenous Hypermarginality: Native Culture as a Neoliberal Politics of Life. Current Anthropology 553:276-287.

Ceuppens, Bambi and Peter Geschiere

2005 Autochthony: Local or Global? New Modes in the Struggle over Citizenship and Belonging in Africa and Europ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4: 385-407.

Dove, Michael

2006 Indigenous People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5: 191-208.

Kenrick, Justin and Jerome Lewis

2004 Discussion: O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Current Anthropology 452: 263.

Kuper, Adam

2003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Current Anthropology 443: 389-395.

Mamdani, Mahmood

2016 《界而治之:原住民作為政治身份》。田立年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Pelican, Michaela

2009 Complexities of Indigeneity and Autochthony: An African Example. American Ethnologist 361: 52-65.

Ramos, Alcinda

2003 Comment on Adam Kuper: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Current Anthropology  443: 397-398.

Saugestad, Sidsel

2004 Discussion: O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Current Anthropology 452: 263-264.

Tsing, Anna

 

2007 Indigenous Voice. In Indigenous Experience Today. de la Cadena and Starn, eds. Pp.33-67. New York: 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