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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作為最常民化的文獻:以一批日治時期臺東里壠支廳布農族地區影像資料為例(上) 老照片講古 44 2020/11

文/謝博剛

謝博剛

社團法人臺東縣布農青年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

 

I.老照片是最常民的史料,田野調查的好梗

 

  這幾年在部落裡常常思考如何將常民記憶與檔案文獻連起來,筆者所指的「連起來」倒不是「驗證真偽」,而在於呈現歷史敘事的多義性。文獻檔案的落筆者,往往是掌有公權力的人,沒有筆的人只能被噤聲,除非有位謹慎的研究者得以自隻字片語中嗅到不尋常的端倪,或者洞悉公文數據裡的真相,方能看穿檔案沒告訴你的事,也由此常民記憶往往可以呈現與補充別於文獻檔案的觀點。

  但有又時候,當你自認熟悉史料裡頭各種事件的年代序列,甚至掌握事發地點、案情偵查過程與各種「個資」,卻在耆老的口述記憶裡迷航暈船。筆者曾在一次訪談中,見證耆老一氣呵成鎔鑄了四五個歷史場景,成為一自成邏輯的敘事。這在人類學研究雖是很迷人的議題:「人們如何認知與理解歷史事件?」、「記憶的結構如何形成,其中有沒有文化的特殊性」等等,不過對嚴謹的文史工作者而言,可能是一種困擾,容易墜入五里霧,有些以史料為唯一依據的人甚至會與耆老們辯論起來。

  要怎麼連結外部且冰冷疏遠的「檔案史料文獻」,與在地人充滿情感溫暖但有時顯得歧異的「口述資料」,在筆者近年布農族地區田野的經驗,如經過史料搜集解譯與系譜學的基礎訓練,「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與「老照片」往往能由其微觀尺度的特質,協助研究者映照出大歷史,也比較能夠替耆老在數十年生命長河裡,落下停駐之錨。

  礙於篇幅主題,本文不擬處理系譜故事,但想與讀者分享一批日治時期臺東里壠支廳布農族地區影像資料詮釋經驗,以及臺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化館利用這批影像的研究為主軸,策劃出的2020秋季特展「烈日疊影:何昧典藏早期海端鄉影像故事展」。

 

II.時空膠囊:來自1930年的贈禮

 

  2017年,一位家住鹿野鄉的民眾H拜訪海端館,帶來一批其祖父年輕時留下的老照片。早前他閱讀徐如林、楊南郡老師著述的《布農抗日雙城記》時曾看見了他祖父的名字「何昧」,而且還是重大歷史現場的關鍵人物。H君想到他童年時無意間在梅花鹿皮後方所看到的幾本老相本,便把照片帶來,希望有人能夠協助解讀相關歷史訊息。經過授權後,筆者開始投入這一批影像資料的閱讀,經過簡單的分類,這批近50張的老照片,具有兩個大主題:家族故事與公務影像,而多數影像都回應了日治中後期的「理蕃」政策(原住民族行政),包括「歸順談判」、「集團移住」、「森林事業調查」、「教育所與授產」、「青年團集會」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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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何昧,1931年甫升任臺東廳巡查派駐里壠山社
(圖片來源:何豊國授權使用)

  

  老照片對於海端與延平等布農原鄉的歷史探索,具有珍貴的第一手史料意義。卑南溪上游的新武呂溪流域、內本鹿地區是全臺灣最後為日本人所掌控治理的地方,到了1930年代(昭和初期)關山越嶺道完工(1931)與大關山事件(1932)、第二次逢坂事件(1933)後,才完全為總督府當局,透過綿密的警備道路系統、通電鐵絲網、砲臺與警察駐在所等警備機構,及交易所、療養所、教育所等授產「理蕃」輔助機關建立起治理網絡。

 

III.烈日疊影:當代的策展研究與解析

 

  橫跨日本帝國與中華民國,是兩顆太陽(日本帝國的日章旗以及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與布農族射日神話的交疊,是本流域社會革命性轉變的開始,疊影出來的照片則是一張張歷史的見證,由此出發,說出很久沒有人說起的故事。2020年初,海端館與其餘六間花東地區原住民族地方文物館/文化館進行聯合策展,該館決議以這批歷史圖像為焦點進行策展。於是筆者加入策展團隊,以H君所申請之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為基礎,由其祖父隨勤務調動的寄留資料,對照該時代的相關檔案文獻書信,仔細研析各張照片透露的細微線索,進行田野調查及訪談,考證相關歷史事件與現場,完成基本文案寫作,再與海端館策展團隊共同完成故事線與相關展示製作,賦予老照片新的生命史。

  這批老照片的焦點,筆者認為是圖2這張談判協商影像。這張照片的場合是昭和4年(1929)4月3日於霧鹿警察駐在所,「抗日英雄」Aziman Sikin與官方第一次的正式接觸。坐在板凳頭帶著鞣皮帽正面朝向鏡頭的是Aziman Sikin,與他同坐於板凳但面容凝重的是另一位霧鹿社領袖人物Lanihu。右側坐在椅子上的是時任里壠支廳廳長的富永藤平,緊鄰立姿者則為金川又次郎警部,位於中間的則為霧鹿駐在所小林正樹巡查部長。而在Aziman Sikin後方穿著大衣協助居間翻譯的即霧鹿駐在所警手何昧,一旁小孩則為其子森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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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Aziman Sikin與日本官方第一次的接觸協商
(圖片來源:何豊國授權使用)

  

  身為花蓮大分地區總頭目,大正4年(1915)Aziman Sikin曾率族人襲擊拉庫拉庫溪上游日本警察與樟腦設施,迫其撤離山區。4年後八通關越嶺道動工,日警勢力重回拉庫拉庫溪,而Aziman Sikin與其兄Dahu Ali則轉進高雄州深山的Tamahu(玉穗社)地區。昭和3年(1928)由於地勢苦寒而又初生麟兒,在霧鹿社親戚的介紹下Aziman Sikin便將女兒寄養於警手何昧家,由其霧鹿社布農籍妻子Saidu協助哺育。巡查部長小林正樹知悉後便回報臺東廳上級,由廳長兒玉魯一擬定歸順計畫。當時臺東廳針對各社勢力者與抗日者採勸說歸順方針,Aziman Sikin無疑是最佳男主角。於是官方先於鄰近支廳的里壠山社興建一座宅邸,幾經談判折衝與傳統夢占後,於昭和4年(1929)深秋正式歸順日方並移住里壠山社,後來就成為日本人重要的「理蕃」樣板人物。

  這張照片的畫面內容與延伸故事基礎來自於《理蕃誌稿》、《高砂族調查書-里壠山社》、《高砂族授產年報》、《理蕃之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灣警察協會會誌/臺灣警察時報》、《臺灣日日新報》、日警的回憶錄與記錄檔案等直接史料,也參酌研究者楊南郡、徐如林的歷史著述,更需來回辯證於後人的口述訪談甚至是其他歷史照片,方能在歷史的長河中摸索可能的圖像故事。

 

延伸閱讀:老照片作為最常民化的文獻:以一批日治時期臺東里壠支廳布農族地區影像資料為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