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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期刊2016年4月26期 -

  「人」作為文化知識「載體」的操作與省思:以「kulumah in回家了!—臺博館海端鄉布農族百年文物返鄉特展」為例 文/馬田

 

前言

 

書寫此稿的同時,適逢海端鄉公所承辦全國射耳祭儀[1]結束後沒幾天,身上還帶著參與活動過後的疲憊,當然也還有未完的興奮感,原因即在於促成今(2016)年5月中的全國射耳祭活動結合與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首次的合作策展(2015):「kulumah in回家了!—臺博館海端鄉布農族百年文物返鄉特展」,這是策展行動中重要的目標。盛大的全國布農族活動,雖然在傳統元素上不如各部落中氏族祭儀,但是對鮮少大型活動且為布農族為象徵性主題的海端鄉而言,必能吸引目光聚焦以及集結各地布農族人的參與,作為主辦的公所自然有不小壓力,但卻是展現地方特色與爭取認同與評價的機會。而布農族文物館作為鄉公所的文化部門,亦是海端鄉僅有的文化館舍,也有不可推諉的參與之責,盡力撐起整體活動中對於海端布農族文化高純度展現與推廣,提供引人省思的靜態展示,用以平衡多為競技賽事以及動態展演的活動內容。

描述 : 圖1:全國射耳祭儀活動中正在布農族文物館戶外廣場的祭儀展演.JPG

105年「全國射耳祭儀活動」正在布農族文物館戶外廣場的祭儀展演(照片來源/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

 

進一步深談「kulumah in回家了!—臺博館海端鄉布農族百年文物返鄉特展」(以下簡稱「布農文物返鄉展」),筆者因為參與策展團隊的關係,經驗了其中的歷程,獲得直接的田野經驗與深刻感受,這與筆者碩士論文[2]中透過花蓮縣奇美原住民文物館的「百年來的等待: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3]2009)作為研究案例要來得更為深入與貼近,也算是補強了筆者非直接參與案例的不足。但受限於篇幅與時間,針對此次的「布農文物返鄉展」難以廣論所有的議題,文稿中將嘗試銜接論文研究中,關注透過策展作為介入發展的操作,以「人」作為文化知識的「載體」,用以迎回隱含在「文物」中族群的文化脈絡與認同,讓議題的省思能有個銜接與累積。

 

「大館帶小館」網絡中的「文物返鄉」合作策展模式

「布農文物返鄉展」簡單來說,其實就是歷年來臺博館與原住民地方館合作策展的案例之一,館藏「文物」是主要的合作策展基礎,透過「返還」牽動所有移動至另一場域的資源需要,包含了有形的(設備、空間、經費)與無形的(技術、觀念、權力),這些龐大的資源遠超過地方館一般的策展經驗與規格,自然成為一股拉升合作館舍在展示內涵與品質上的「活化」的能量。此模式與原住民地方館之間關係的產生,主要跟文化(物)館活化策略有關,其中的「大館帶小館」思維之下所整合的資源合作網絡更是關鍵。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了處理原住民地方館被垢病為「蚊子館」的問題,於2007年開始一系列「地方原住民族文化(物)館改善計畫」,不過因原住民地方館的發展即被期望朝向典型民族學博物館的路線[4],必然需要相關的專業職能,於是倚重現行具有原住民族收藏與展示經驗的大博物館,提供技術、觀念的育成以及展示素材,成為一條重要的途徑。到了2008年,成立「原住民族博物館聯誼會」,結合當時的28座原住民地方館以及全臺具有原住民族博物館特色的公私立博物館[5],以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現為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作為主要整合平臺,推動資源共享模式,此舉也確立了「大館帶小館」資源網絡在活化策略中的重要性。而臺博館是其中投入最早、最久、也最積極的單位,推行至今的「文物返鄉」合作策展模式,更是每年度地方館活化的指標性成果,當然這也成為臺灣博物館與當代原住民社會建立正面關係的重要案例與進行式。

105年「全國射耳祭儀」期間的展場(照片來源/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

 

面對大館的合作所應具備的問題意識

布農館是臺博館第六間合作策展館舍,雖然布農館近幾年不乏製作展覽的歷練,但是要面對不熟悉的文物返鄉合作策展模式,加上臺博館的角色不同於一般(大館的形象:高規格與專業性),在尚未進入臺博館庫房巡禮之前,初期的策展團隊確實感到壓力,除了對現有執行力的疑問之外,也在思索如何善用此次的機會,面對文物僅能「暫時」返還的現實,積極把握機會、提昇布農館的資源,更期望能將文物之外的能量與資產發掘並留存地方。於是整個策展的討論與思考,不單單只是展覽製作本身,團隊更關心的是「地方參與」策展的導入與關係建立,以及文物返還所牽引出「文化意識」與「實踐行動」之效益等。不過,這些議題其實在臺博館推動文物返鄉合作策展模式時,相關的文獻就已有討論與琢磨,但是就目前「大館帶小館」的館際合作發展至今,也僅有臺博館持續且穩定推動「文物返鄉」的合作策展模式,成為重要的研究案例廣為探討。今筆者有幸參與臺博館與布農館的合作,也對於「文物返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與省思。以下是筆者論文中針對文物返鄉有關研究之議題的粗略歸納:

描述 : 圖4:地方耆老與藝師至臺博館庫房進行文物的識別與討論.jpg

海端鄉地方耆老與藝師至臺博館庫房進行文物的識別與討論(照片來源/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

海端鄉文物田野工作記錄(照片來源/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

 

(一)當原住民進入博物館場域再到文物回部落,過程中所延伸出文化權力的互動與調整。藉由展覽形塑的歷程探討文物詮釋權的開放與擁有權的可能,以及原住民觀點的融入,透過展示文本的共同建構,博物館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得以重新調整與延續[6]

(二)當館藏文物在地方館中被展現時,原真「物件」所激發的文化記憶及經驗的潛在能量,促使現實中的文化實踐行動,這對部落具有催化、聚焦、與重構的作用,對館藏文物而言,也能賦予新的文化意義[7]

 

策展行動的思考:以「人」作為文化延續的「載體」

從更深層角度來說,此次策展思要能積極成為論述與實踐的工具,用以介入社會發展的意義,團隊要關注的就不僅是展覽製作的問題,而是擴大行動的範疇,將其此次合作策展置放在一個更長遠的發展軸線上,視為其中的一環或是觸發影響的機會,而非行動的唯一目的。而這條軸線的核心思維是什麼呢?是文化需要有承接與延續的「載體」:也就是「人」的參與。這與布農館近幾年投入地方文化事務的體認也有深切關係,每一次策展都是參與成員文化關係網絡的搭建,也是能量(觀念與技術)的啟發與蓄積,對布農館團隊如此,對地方參與成員亦是,這些都不會因為展覽的結束而消失,卻會因為下次的合作而有更大的效益擴散,以及更多的創意併發,甚至這些參與成員也有機會各自茁壯成為地方文化發展的正面助力。

就如前面所述,為了讓策展行動所牽引出資源與能量有所蓄積,找到願意參與並能「有效」承接的「載體」(人)就是關鍵之一,基於這樣的條件需要,在一開始的臺博館庫房巡禮的人選設定就納入這樣的考量,除了地方耆老之外(對於文物仍有相關的經驗),更鎖定了長期投入技藝文化的藝師,而這些人選也都在後續的文物田野調查、展示文本製作,以及文物重製[8]等等,提供了不同面相的協助,也有不同層次的參與。至於為何會設定地方藝師的參與,並在其中著力擴大展示文本製作的參與權力[9],也重視文物重製作中藝師的需求以及鼓舞熱忱,簡單來說,因不同養成背景,地方上的藝師長期投入技藝文化的傳承與推廣,具備有文化性的影響力與敏感度,也對返鄉文物的傳統技藝有求知的慾望,更是(現在或是未來)地方文化深耕執行的第一線,綜合以上要件,藝師成為此次合作最主要的文化知識「載體」,用以承接讓這些文物實體之外的無形資產,再透過不同的發散途徑,將這些資產深耕於地方,成為文化發展的養分。面對文物僅是暫時回鄉的現實,加上傳統知識不斷逝去的急迫性,團隊認為應該聚焦在文物背後的知識體系的回溯與建構,並透過策展計畫中的不同行動來移轉至參與成員之中(載體),讓這些傳統知識重新內化成為新的文化能量,甚至創發新意。

描述 : 圖9:地方藝師參與展示規劃的發想與製作-三樓展場中獵人工寮的造景製作.JPG

地方藝師參與展示規劃的發想與製作-布農館三樓展場中獵人工寮的造景製作(照片來源/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

 

透過「有效」的參與促成問題意識的實踐

回頭談到合作策展中地方館的問題意識,雖然不乏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提示,但是對於資源不足(特別是自覺與省思的專業能力)的原住民地方館而言,仍需要不斷自我檢視與實驗操作,用以提醒自身的定位與存在價值。

而此次的策展規劃設定兩個主要的工作段落,一是展示文本的製作,二則是文物重製的行動,這種兩個階段的規劃除了實踐重要的意義:「連結祖先的文化思路」之外,團隊也在歷程中調整整體合作互動的狀況,用以維持地方參與成員的「有效性」,這裡指的不單是促成展示製作或是文物重製進度的效益,更重要的是對於前面所述的問題意識能否在這些成員的參與中被落實,如展示文本的共同建構,地方觀點的融入以及對於文物詮釋權的開放等等,再則透過「文物」所激發的文化記憶及認同,能否促使成員有不同程度的文化行動,當然這些「有效性」的程度會跟成員的背景以及參與深度有關,如何引導與介入也是團隊所必須思索與積極面對的,這直接影響布農館對於地方主體性察覺與堅持的程度,也關係到與地方文化網路維繫開放與互助的深度。

描述 : 圖10:孫業祺老師正在進行文物重製工作坊的技術分析討論.jpg

孫業琪老師正在進行文物重製工作坊的技術分析討論(照片來源/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

 

結語

臺博館的「文物返鄉」背面所牽動的資源,相信是許多原住民地方館都期望的合作機會,可以說每次的合作策展都能成為當時博物館界與原住民社會中的重要事件,而這次與布農館的合作,在返鄉的文物數量、投入的人力、時間、經費,以及展示空間等,更是規模最大的一次[10],這還不包括海端鄉公所投入的資源,能獲得這樣的支持,相信與布農館近幾年所累積的能量有關(館務專職分工、建立地方文化網絡),因此布農館不論是在軟硬體上,都有顯著的轉變,更具有推升布農館成為原住民地方館中活化、優化的指標性作用。

展覽產出一直是地方館活化的主要指標,「大館帶小館」合作網絡也都以此作為主要目標,其中最大的用意在於透過合作策展的實務性操作促進博物館專業(展示製作)導入,當然地方館也會因為合作資源而產生更多轉動,不過這樣的合作僅是片段,地方館在面對館藏珍品來、去之後的展場,又留下了多少資產用來支撐未來發展的需要呢?於是地方館應該從更積極的策展思維來面對大館的合作,而非限縮在展場的展示製作,透過不同層次的思維與行動來激發地方的參與,並將物件之外文化知識(物的靈魂)回溯與建構,進而移轉至參與成員身上(承接的載體),這些參與成員與地方館在每一次重要的合作中,逐步建立成為一張綿密的文化網絡,並透過網絡將彼此之間多元的能量流傳或是蓄積,這樣的連結必然能對地方文化發展產生正面的影響,一旦地方館能在這樣的網絡中確認自身的定位與價值,才能務實且真切的存在。

最後,仍要佔用篇幅表達感謝之意,感謝國立臺灣博物館願意提供豐厚的資源並在最大限度之下提供布農館與地方參與的主導權,這次合作的歷程對所有參與中的成員都是重要的經驗也有深刻的影響,這必然成為海端鄉布農族文化發展上重要的里程碑。

 

kulumah in回家了!—臺博館海端鄉布農族百年文物返鄉特展」展期延長至2016828,敬邀讀者免費入館參觀。(圖片來源/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

 



[1]本項活動為臺灣布農族群年度最大型之文化體育及觀光產業活動,自2004年辦理迄今已屆第邁入第13屆,參加之人數約2,000餘人,分布於南投、高雄、臺東、花蓮等4縣巿9鄉鎮,近年來全國射耳祭儀活動,主要由全國布農族各鄉鎮輪流舉辦,對原鄉地方而言是重要的盛事。

[2] 馬田,《部落策展人的地方館省思:以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為例》(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3] 臺博館文物返鄉模式的第一件合作策展案例。

[4]李莎莉主編《臺灣原住民文化(物)館營運行銷手冊十大關鍵秘笈》中,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物)館的定義(2007:13-14)。

[5]參考資料:臺灣原住民族文化館「藝起來原鄉」網頁:http://www.ims.org.tw/template/index.php

[6]廖珮珊,2011;呂孟璠,2011;陳鈺如,2012。

[7]吳明季,2011;吳佰錄,2011;李子寧,2011。

[8]  這裡所提的文物重製,不是狹義的物件再複製,而是對於文物背後文化脈絡與技藝思路的分析與理解,之後再進行技術的回溯操作,甚至是物件的完整仿製,而這些無形的資產將會內化成為參與者的能量。

[9] 這些參與包括了對文物的詮釋、各階段田野參與、整體展場規劃討論、展示造景製作等等,團隊都希望在條件的許可之下,環節的發展藝師都能有不同層次的參與。

[10] 104127日臺博館啟運記者會新聞稿:策展團隊共挑選了64件臺博館藏海端鄉布農族文物,幾乎所有館藏海端布農族文物都在此次展覽中「傾巢而出」,數量之多創下臺博館文物返鄉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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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馬田,布農族名Amul。現為臺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策展教育組成員。